电子废物日益增多是大势所趋
随着家用电器的更新换代和消费观念的不断升级，我国居民家中的“四机一脑”(电视机、电冰箱、空调、洗衣机、电脑)越来越多，放在家中占地方、扔掉又舍不得。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数据，2013年我国电子废物总量在230万吨以上，虽然约占城市生活垃圾量的1%，但远高于固体废弃物的增长速度。
电子废物中含大量有毒有害物质，影响人体健康。如线路板含铅、镉、汞；阴极射线管(CRT)显示器含铅和镉；电池、半导体、贴片电阻含镉;铁质机箱、磁盘驱动器含铬。铅、铬、镉等会对人体产生伤害，如铅会破坏人的中枢神经和脑神经系统、血液系统、肾脏及生殖系统。线路板、塑胶外壳和电线中含多溴联苯和多溴联苯醚等，影响人的内分泌系统和生殖功能。
由于某些处理环节会造成环境污染，环境成本“内在化”后也不产生多大效益，将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收集起来要花较大成本，发达国家因而希望将“电子废物”转移出去。电子废物回收利用产业由日本、我国台湾地区向大陆沿海地区转移就是例证。我国怎么办？是由贵屿等东部地区向中西部转移，还是进入园区“变废为宝”，是我们不得不做出的选择。
为加强废弃电子电器产品管理，从1996年原国家环保总局《固体废物进口环境保护管理暂行规定》，到2009年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》的国务院令，2013年12月财政部等部门的《关于完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等政策的通知》，2015年2月国家发改委的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目录(2014年版)》，相关政策、法规和标准体系日臻完善。
从2012年起，我国发布了五批享受基金补贴的企业名单，基本覆盖全国各地，有资质企业年处理能力超过1亿台(实际可能更多)。经过多年发展，我国电子废物回收、加工利用和处理处置产业规模不断扩大，技术水平逐步提高，解决了大量进城农民就业问题，形成了一定的发展模式和宝贵的管理经验。
如何提高电子废物综合利用水平？
针对新情况和新问题，因地制宜，加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、拆解、再利用和最终处置的管理，促进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，十分迫切。
加强顶层设计，降低管理成本。用和处置的生命周期中，应特别重视金属回收方式创新和废水集中处置，防止“二次污染”，不必将社会回收体系集中到一起乃至完全取缔。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格林美公司时指出：“变废为宝，循环经济是朝阳产业。格林美是我见到循环经济企业中做得最好的一家。”新天地、伟翔等公司类似的做法也值得总结，对形成一定特色的子牙、汨罗、太仓、台州等园区管理模式，也需加以总结并推广。
合理参与“废物”国际循环。在不违背《巴塞尔公约》关于禁止有毒有害废弃物越境转移前提下，进口可以节约能源、减少污染物排放的废弃电子电器产品，既承担中国产品出口“生产者责任”的延伸，又能作为原生资源的重要补充，是一举多得之事。采取经济手段，如降低废物进口关税、提高原料出口关税、加强进口废弃物检查乃至随机抽查等措施，促进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利用产业的专业化、制度化和法制化，杜绝“洋垃圾”。
提高意识，形成政府、企业和公众联动机制。开展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教育、绿色生活方式教育，形成政府、企业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结构。政府应制定行业发展规划、规则和管理办法，创造“三公”的市场环境，并对相关活动进行监督。发挥行业协会的桥梁作用，实现政事分开、政社分开；开展行业服务、促进公平竞争。企业应用好信息技术，自建回收体系或平台，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源头保障。应提高公众参与的自觉性，为废弃电子电器产品的回收利用产品发展奠定基础。
完善法规体系，加强监督执行。进一步明确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管理目标：资源导向还是环境导向，规定有害物质的替代或禁用限期。从分类、运输、仓储、维修、二手市场、资源化利用、处理处置等环节入手，明确管理责任、回收标准，推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，明确监管部门及其责任，加强监督，加大执法力度，做到有法必依、执法必严。加强对基金征收、使用、减免和回收处理厂的资质认定，加强海关、工商、税务、质检和环保等部门的监察执法力度和监督管理，促进产业健康快速发展。
开展相关政策前期研究。旧物包装好放在指定地点，付费并定时让废物处理公司拉走，这是国外的“排污者付费”或“扔旧付费”制度。随着我国废品回收人员的减少和居民家庭废旧电器的增多，必然会从“废物卖钱”转向“扔旧付费”。无论是《目录》管理，还是生产者责任延伸，最终均要转嫁到消费者身上，收取基金虽然简便，但将加大企业竞争压力。开展电子废物回收费用机制研究并提出相应政策转型，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。
只有加强“圈区管理”、提高技术水平、避免“二次污染”，电子废物才能变废为宝。
链接：电子垃圾处理面临的困境
“二次污染”不容忽视。个体户是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的主力军。受资源效率、环境意识，以及资金、技术、设备、人才和市场等方面影响，小作坊对废弃电子电器产品的处理方式粗放，有用成分的回收利用水平较低，凭一把锤子、一个硫酸池来提取电路板中贵重金属的现象依然存在，造成严重的“二次污染”。
“洋垃圾”问题偶有出现。“七类”废物是我国铜、铝等金属的主要来源，因提取有用元素和最终处置等环节污染环境，原国家环保总局等五部委局1996年联合发文，要求加强“七类”废物定点企业管理和配额制。虽“洋垃圾”进口有所减少，却滋生出审批的“寻租”和指标的“倒卖”问题。
拆解生产线增长过快。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处理四机一脑产品，可获得每台35-85元不等的补贴。实施中出现两种情况：一是不同产品间得到补贴的废物处理量占比差别明显，如报废空调器处理量约占总处理量的0.01%，报废电视机处理量占总处理量的94%；二是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：抬高了电子废物的回收价格，基于7%的报废量和周边收集的累计，总量高估导致拆解生产能力上得过多过快，“吃不饱”问题突出。
营改增后企业税负重。虽然国家对部分企业免税，但因不能开增值税发票，无进项税抵扣相当于又征收了该部分增值税，实际税负加重。企业在出售废旧物资时，原来按5%全额上交税金，营业税改增值税后按17%上交税金，结果税负水平增大。与此同时，享受基金补贴的资金到位迟，也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。
存在社会偏见。回收人员被视为是收捡破烂，受到某种程度的歧视。当商品被冠以“再制造”或“循环材料生产”时，其质量便受到怀疑。由于再生资源产业中很大一部分企业处在规模以下，导致我国再生资源产业利用率和产业规模等数据失实。
我国被要求承担生产者延伸责任。欧盟《关于报废电子电器设备回收指令》(WEEE)和《关于在电子电器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》(RoHS)的实施，我国的家用电器和机电产品出口企业被要求承担回收责任，安排回收利用成为内在要求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