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些城市如何走出一条有着自己特色的转型之路?在江苏，唯一的资源型工业城市徐州正在回答这个问题。
除了江苏省级层面的支持外，徐州另辟蹊径选择了与德国鲁尔地区合作，成立了中德能源与矿区生态环境研究中心(下称“中德中心”)。
中德中心是一个公益性质的研究单位，由新能源研究所、节能减排研究所、矿区生态环境研究所和工程师培训中心组成。
合作主要在于两方面：煤矿塌陷区的治理，恢复生态环境;东方鲁尔工业园。因此，中德中心的主要负责人有两位：中国矿业大学校长葛世荣和徐州市政府市长。
事实上，徐州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，主要在于煤矿等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，以及对原有采矿塌陷区的生态治理和恢复。
“中国资源消耗很厉害，现在很关心采矿，但煤矿采完之后这个城市可持续发展怎么办，资源环境方面的约束怎么办，我们必须要破解这个难题。”中国矿业大学校长、中德能源与矿区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葛世荣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。
“中德中心不仅仅要为徐州转型服务，亦要做长远打算，为中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服务，探索出一条路子”，葛世荣表示，因为矿大在采矿工程、安全工程、矿物加工工程三个方向处于国际领先水平，“矿大有‘国字牌’，因此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”。
矿区
《21世纪》：对徐州的矿区生态修复来说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?
葛世荣：首先是技术层面的研究，回答地表稳定性问题。通俗说就是要确定这100平方公里的煤矿土地沉陷区的土地，哪些地方还正在塌陷还正在沉降，哪些地方已经不沉降了。
这与经济普查有点类似，最耗费时间和精力，因为资源卫星的图片只能反映地表形貌状态，地表稳定性反映得不太精准，我们必须实地测量。经过测量和地质评估，我们才能确定，哪些地方可以盖楼房，哪些可以做工业用地，哪些地方做湿地公园，哪些地方做农田等等。
在此基础上，我们提出规划设计意见，请其他机构做评审，最后让政府综合考量，发挥效益。
《21世纪》：中德两国的合作，德方是如何开展工作的?
葛世荣：德方专家更多的工作是咨询和研究合作，由于德方专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因此到徐州工作时间不是很固定，一般为几个星期的实践，不能长期来华工作。
我们会根据德方的需要，给他们传送一些基础资料，他们再把意见返回来，如此反复，可谓是利用网络的远程合作，这样会节约成本，也比较适合双方。
《21世纪》：之前中德双方曾在南京就合作进行了一次深入交流，我在现场看到，中方强调规划而德方认为应该先派工程师把事情做起来。
葛世荣：这只是理解上的差异。
德国人做事比较严谨，比如就煤矿塌陷区的地理位置、水系、土壤破坏程度等情况，他们希望亲自到现场做勘测。而如果重新做调查，这项工作可能得花个3年4年。
事实上，中方可以通过国家资源遥感卫星对徐州地区地质情况进行分析，矿大多年来也有大量积累。不过德方不太理解。(笑)
目前，中德合作项目是要快速推进的，相关的一些地质调研资料中方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。不过，中德中心来的都是教授，学术无国界，大家讨论起来还是很畅快的。
中德双方做规划是好做的，但是接下来工程施工推进的时候，德方要不要投入?当然德方肯定会来专家指导，但怎么做就要进入深层次的探讨了，现在还没有讨论这些事情，目前最重要的还是作出一个好的规划。
《21世纪》：我看到一份资料里说，通过这次矿区土地治理，徐州甚至可以成为土地富裕的城市。现在，你能具体谈下么?
葛世荣：我们这次规划治理的煤矿塌陷土地面积约为100平方公里。通过中德双方的努力，按照国家和省市的政策，其中一部分地基稳定的土地可以用作工业和商业用地。
现在，徐州南部土地开发基本饱和，治理北部煤矿塌陷土地既可以改变生态环境，还可以增加土地储备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徐州这项行动是打造富美徐州的重要举措了。
治理修复重在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
《21世纪》：这次修复与历史上的尝试工作有什么不同?
葛世荣：我们在这方面有着多年的经验储备，国土资源部实施的多个煤矿塌陷区的示范区项目都是由矿大承担的，这包括了在淮北、徐州以及中西部等不少城市。
原来只是局部性或区域性的，规模不大，一个村、几个村或者一个乡，没有统一整体的规划。这次是一个省辖市的范围，需要考虑的方方面面就更多了。
过去的统筹规划意识不够强，只是按照地方政府的要求去做，该保留的保留，该做鱼塘的做鱼塘等。现在强调的全面规划，首先做全盘设计，这相当于一个徐州市北部地区的城市规划，包括城市功能定位、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态环境的恢复，可以说是新农村和新城镇的一个新的规划。
这次工作已经跳出了我们原来的所谓的土地修复概念，这是我们在借鉴德国鲁尔区的经验、理念之积累上，双方结合起来的设计。
从徐州北部塌陷地的水系看，经双方研讨，我们将水定位成规划的灵魂，这样徐州北部也可谓是一个水乡了。省与市领导都认可这个概念。
《21世纪》：整个徐州煤矿塌陷区的治理修复，对于全国的资源枯竭型城市来说，是否可以起到一个示范的作用?
葛世荣：徐州煤矿塌陷地的治理修复，仅从如此巨大的面积来看，这是全国之前所没有过的。我国当前有60多个资源枯竭型城市，他们都面临可持续发展问题，除了技术层面之外，扶持政策如何制定也是一个新的课题。
举个例子，煤矿塌陷区治理后的土地归属和开发权益问题如何界定，这样的政策问题需要深入研究。
中德合作生态示范区就是要研究塌陷区环境修复的鼓励政策、优惠政策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。比如在德国鲁尔区，实施的是一个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的环境保护持续政策。
因此，从这个角度看，中德合作的示范意义和探索性、实验性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。
重点是解决“三矿”问题
《21世纪》：按照你的说法，塌陷区生态治理恢复中，我有一种感觉，你们并不特别强调技术层面。
葛世荣：我刚也说了，如同德国鲁尔地区一样，也就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和支撑可持续发展的问题，我认为这更重要。
塌陷区是由采矿导致的，说到底，是“三矿问题”，即矿区、矿工和矿山。
矿区属于城市或者说是矿城;矿工就是安全问题，生活环境问题、素质问题以及他们的子女教育问题;矿山是技术发展问题，安全管理问题，生产问题等等。而矿区矿城实际上就是一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了。
矿区，像徐州地方经济相对比较好些，可以做旅游规划或生态区规划。而有的地方很偏僻的，做旅游就不行，可以变成单独的生态修复问题，可以为周边地区提供资源和生活环境资源来规划。
因此，每个矿区城市的生态修复模式不尽相同，徐州是一种模式，其他城市可能就是另一种模式。要宜建则建，宜农则农，宜工则工，宜林则林，宜渔则渔，把徐州北部地区做到“五宜”的理念上，而不是强行扭过来。
回到我开始和你说的，这其中的关键还是要看机制，比如说我要弄一个湿地公园，这是公益性的投资，应该允许投资方投资之后自主经营。机制决定规划，每片修复土地的开发功能都不一样。我们先把规划拿出来，经过评审批准才可以实施，分片分步组织修复。
我觉得我们国家要像关注三农问题一样关注三矿问题，关注三矿因素带来的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，这样才能均衡发展、统筹兼顾。
事实上，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更加重要，因为煤炭能源是一次性的，因此转型要更加关注利用，提升载体产业和其产品的质量档次，这样才能走在前列。
我要强调的是，中德中心的另一个作用是，要在塌陷区生态修复和可持续政策上，培养人才，不仅仅是技术人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