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一个环保人，20多年前走入这一行，当时觉得神圣而光荣，充满着信心和期待。这20多年来，有过激情和梦想，也有过焦虑和失望。
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
常常想，这20多年来，为什么环保工作做得越多，环境质量却越来越差呢?是我们没有努力，能力不够，还是什么别的原因?
这20多年来，从治水开始，到现在治气，再到将来治土壤，我们总处于越治越差、越治越坏的窘境，环境非但没有转好，而且每况愈下。
这不能不让我们这些环保人，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和幻灭感。
三个大风车：危害不亚于经济危机
多年来，环保人面对着“三个大风车”。第一个大风车便是乡镇企业。
众所周知，中国工业化是从乡村工业化起步的，上世纪80年代发展乡镇企业，是一个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，也是一个没有任何环境约束的过程。
山西小土焦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。中国大炼钢铁需要焦炭，而机焦就是成熟的炼焦技术。但对于八九十年代的山西乡镇企业来说，根本没有去搞机焦。
为什么?因为当时建一个机焦炉，需要投资20万元，这对乡镇企业来说根本投不起，他们没有任何资产做抵押，银行不给贷款，也没人给投资。
于是，他们就从挖小煤窑起步，靠手拿肩背，用极其原始的方式挖煤挣钱。后来卖煤不如卖焦炭，于是纷纷搞小土焦，从挖坑盖锅做起，后来慢慢建炉子，从萍乡炉到其他炉子，一代代做起来。
等到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有了资本实力，才开始建高炉搞机焦。可见小土焦发展历程，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对环境严重污染和破坏的过程。其他诸如小造纸、小印染等“十五小”企业发展历程，也大体类似。
可以说，这些乡镇企业发展，对中国的环境造成了第一轮冲击波。
面对的第二个大风车是经济开发区。
1992年伊始，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个高增长阶段。这个时期，环保工作的重心是治水，实际上是解决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后遗留下来的环境问题。
然而，旧账未还，又欠新账。许多地方政府，在GDP至上观念引领下，甩开膀子大搞开发，各种开发区遍地开花。全社会竞相招商引资，只要是投资项目都纷纷引进，管它污染不污染，做不做环保，先引进来再说，有奶便是娘。
于是，许多开发区成了污染的重灾区，甚至有的成了污染的保护区。可想而知，在这种背景下，环保部门想有所作为，难上加难。有的地方甚至认为，环保逆势而动，拖地方发展的后腿，是发展的绊脚石。
然而，正是在这个时候，环保部门排除万难，全力以赴开展“三河三湖”治理，关停了一大批治理无望的小企业，建设了一批污水处理设施。
应该说，这是我国大规模环境治理的起点，对遏制江河湖泊污染起了重要作用。然而，在当时大背景下，这些治理成果很难巩固，不久之后便出现了污染反弹。这个时期，各类经济开发区，对环境造成了第二轮冲击波。
面对的第三个大风车是重化工业。
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，给中国环境带来了难得的喘息机会。经济脚步放慢，各种污染物排放量下降，加之国债中的环保资金投放，环境状况趋于好转。
但好景不长，中国经济经过五年的沉寂后，于2002年下半年开始止跌回升，爆发了近十年的又一轮高增长。
这一轮高增长明显不同于前两轮，是由消费升级拉动产业升级，以房地产和汽车产业为主导，拉动了钢铁、水泥、电力等重化工产业大发展。
而这些产业，基本上都是高耗能、高排放、高污染的“三高”产业，其对环境的影响和损害较前两轮更甚。
这是中国爆发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危机，其危害不亚于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，其后果可能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能显现。这个时期，重化工业急剧扩张，对环境造成了第三轮冲击波。
让时间倒流：能否重回30年前
如果让时间倒流，重新回到30多年前，我们能否找到一条避免“先污染、后治理”的路子呢?我个人的观点是：不能。
第一，没有哪个大经济体在工业化过程中，能够避免这条路。先期工业化的英国自不必说，后起的美国，以及再往后的德国、日本无一例外。
那么为什么后起工业化国家不能引以为戒、避免重蹈覆辙呢?这主要是在工业化早期，政府治理能力有限，公众对环境产品的支付意愿低下，认为环境是奢侈品而非必需品，其结果就是，没人愿意为环境治理买单。
再回头看看中国，在2000年以前，环保基本上是在喊口号中过日子，政府投入甚少，仅有的几座污水处理厂，基本上靠世行、亚行贷款兴建。
其后，随着人均收入走高，经济规模扩大，政府治理能力增强，公众因收入提高而对环境的支付意愿也显著提升，加之环境恶化程度加剧，治理的急迫性也在增强。这个时候，环境产品已由奢侈品而变成了必需品，因其稀缺性而从无价到有价。环境拐点也就一个个相继到来。这些就是“先污染、后治理”的内在根源。
第二，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，完全像新加坡那样，走一条环境与发展两全其美的路子，难乎其难。我们搞工业化、城镇化，需要巨量的钢铁、水泥和电力，能像新加坡那样，到国际市场上去买吗?显然不能，也没有哪个国家供应得起。
第三，工业化伊始，我们能不能高起点建立中国的工业体系呢?或者说，发挥所谓后发优势，选择世界上最好的技术来生产产品呢?这个也很难。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好的技术一定是贵的技术，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。
第四，中国30多年的高速增长，得益于三驾马车拉动，即投资、消费和净出口。就出口贸易来说，虽然目前我们跻身世界第一大国，但在世界贸易体系分工中仍处于不利地位，其对环境的影响不容小觑。
全世界都在用中国产品，但只有中国人在承受这些产品生产过程中所带来的污染。记得前些年，为遏制环境污染，我们提高了焦炭出口关税，采取配额制，立即引起西方国家抗议和抵制。
生不逢时，又生当其时
大的经济体和小的经济体搞工业化，所选择的路径是迥异的。小国不需要完整的产业链，可以搞一些高技术、低污染的产业。而大国就必须建立完整的产业体系，包括高耗能、高污染类产业，因为你的需求量太大，不可能像小国那样到国际市场上去买，只能靠自己生产。
在污染日重的今天，我们还在大量出口高污染类产品，在出口贸易前五位的，仍然是纺织品、化学品、金属制品、交通运输设备、电气机械和器材，这些都是污染密集型行业。
所以，中国人不光在为自己的发展承受污染，也在为西方人的消费而承受污染。雾霾之中，也有工业化国家的贡献!
所以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中国经历高污染时期，有它的必然性，甚至可以说，是无论如何也跨越不过去的峡谷。
所以，我们这一代包括上两代做环保的人，可以说生不逢时，也可以说生当其时。
用一个学术性的话语说，我们恰好处于环境库茨涅兹曲线的左侧，正是中国污染爬坡的阶段。
如果没有几代环保人的共同努力，也许中国的环境已经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!这绝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有可能变成实实在在的事实。
所谓生当其时，就是我们幸运地生活在中国环境最糟糕的年代，我们为我们的后代承受了自己的健康代价，同时也为他们的健康付出了应有的努力。
